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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13亿 江苏检方公诉十年来最大海洋非法捕捞案

发布日期:2022-09-04 14:20   来源:未知   阅读:

  •   正义网连云港3月22日电(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宋世明 范伟义)3月22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山东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和何延青等18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并经省检察院同意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46名被告和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等单位承担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以增殖放流的、劳役代偿等形式修复海洋生态,或赔偿修复费1.3亿元人民币。

      起诉当天,江苏检察机关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情况。据介绍,该案是江苏省海域近10年来破获的最大公司化、集团化非法捕捞水产品案,非法捕捞数量达910余万公斤,被中国海警局列为2017年1号督办案件,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也将其列挂牌督办案件,并指定灌南县检察院管辖。

      2017年5月31日下午,太阳开始西落,海上雾气氤氲。平静的海面上忽然刮起了疾风。

      此时,江苏渔政部门对在连云港海域上查获的几艘捕鱼船只开展例行清点。在被抹掉了船名号的辽丹渔23659渔船上,几名渔政人员凭直觉意识到不太寻常。

      经过清点,在4艘渔船上现场缴获鳀鱼、方氏云鳚(俗名:皮条鱼)等大量渔获物共计12.8万公斤。案件被立即移送至江苏海警局侦查。江苏省查办的近十年来最大的集团化、公司化海上非法捕捞水产品案由此浮出水面。

      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是这次大案的“主角”。经江苏海警支队对该案侦查认定,2015至2017年禁渔期内,被告人何延青、王文波在经营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期间,组织、指挥被告人于新华等人驾驶渔船,伙同其余被告人使用禁用网具在山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数量达910余万公斤。

      “采用双拖网作业形式捕捞深海鱼,这是目前危害最大的一种非法捕捞方式,在连云港海域大量产卵群体洄溯产卵的季节,对海洋幼鱼等渔业资源会造成毁灭性破坏。”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书记仲霞铭介绍了涉案网具的危害。这种网具规格大,作业区域水深较浅(20m左右),作业时网口扩张高度上至海面,下贴海底,俗称“顶天立地”。囊网网目尺寸极小(只有1cm),进入网囊内的资源幼体以及饵料类生物群体均难以脱逃。网目“大小通吃”,被称为“绝户网”。

      海州湾渔场的鯷鱼、方氏云鳚等虽然是低端饵料鱼类,但是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具有最基础的生态地位,是29种食物链(鱼类23种、甲壳类2种、软体动物4种)上层生物的饵料。这种捕捞方式对产卵亲体和鱼卵仔稚鱼具有损害,严重破坏近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2017年7月14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此案,并指定灌南县人民检察院管辖。灌南县检察院检察长张立担任专案组长。

      张立介绍,该案由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负责财物监管、沟通联络、物资补给、渔获处置、工资发放并决定出海捕捞时间和作业海域,有组织的在禁渔期非法捕捞。2017年5月18日到5月31日,被告人于新华、王建强等被告人驾驶4艘船只,一直在海上从事非法捕捞作业,与此同时,何延青联络组织他人驾船前往收购非法捕捞所得,上下游之间密切配合,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共同犯罪。

      这些船只卸载GPS定位系统,涂盖船号,进行流动性犯罪,犯罪踪迹难以复原,加之海上缺乏交通管制、设卡盘问等措施,现场证据取证、固证都存在较大困难。

      灌南县人民检察院加强与海警部门协作,依法查清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及时取证固证,甄别公司间相互关系,厘清法律关系。专案组同时启动自行侦查,在去年冬天大雪期间数次前往山东威海,对涉案公司工商注册、股东投资、资金往来等情况展开详细调查,为后续诉讼工作打好证据基础。

      “我是头船船长,那天我们捕了300多筐,每筐40斤,我也知道是在禁渔期,不能捕的……”在犯罪嫌疑人家里,面对上门取证的检察官,因为脑部患病被取保候审的王某如实供述。

      考虑到渔民生计问题,检察机关采取人性化、差别化处置,对可以不予羁押的7名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

      2018年3月2日,两高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明确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同时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新的公益诉讼案件类型。

      “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在严打刑事犯罪的同时,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倾力保护绿水青山,是时代和法律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和重要职责。”张立说出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初衷。

      检察官张静是该案的主要承办人,她说,明确“怎么赔”是公益诉讼发挥作用的核心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通常在衡平原则基础上对造成的实际损失予以全部赔偿,直接计算损坏财物价格来量化损失最为直接干脆。而本案中,这一原则却有些“水土不服”。

      “行为人捕捞的这几类饵料鱼是食物链上层鱼类维持生存的基础能量来源,在生态系统中举足轻重,但少有人工饲养,参照评估可能每条只值几毛钱,”本身就是农林专业的检察官张静熟知水产领域业务,“显然它的生态价值远高于市场价格。”

      灌南县检察院联络渔业、海洋、矿藏等领域30名专家学者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对口专业咨询。

      作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江苏省水产研究所党委书记仲霞铭说,在非法捕捞案中,生态损害中有可以定量的,也有只能定性的。对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完整性造成直接的损害,依据渔获产量通过科学计算可相对容易得出量化的损害结果;但对于生态服务功能所遭受损害,如海底生境破坏、激荡悬浮物影响、洄游驱赶效应、逃脱损害程度等方面的量化,在现有条件下却难以做到。

      经过召开理论研讨会反复论证修复方案,最终检察院采用了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出具的生态修复方案——依据“损害什么品种赔偿什么品种,损害多少数量赔偿多少数量”原则,针对非法捕捞行为对29种鱼类、头足类生物造成的伤害,结合各种海洋生物在海洋生态中的地位,提出了多元化生态修复方案,最大限度满足被修复海域的种群比例合理性和生物多样性,寻找维权最优解。

      2018年3月22日,经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批复同意,灌南县人民检察院向灌南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46名被告及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等单位通过增殖放流、劳役代偿、建立海洋牧场等方式,修复受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或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3亿余元及损害调查、评估费用,在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提出多元化修复方案,主要是从实际出发,针对公司、公司负责人以及普通船工等被告的不同赔偿能力,采用可操作性强的区别化修复措施。”检察机关希望通过该案的办理实现海洋非法捕捞案件办理两个方面的理念转变。一是从对渔业资源的保护改变为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二是从单纯的刑事打击转变为海洋生态修复与人际关系修复。

      “我们并不过度追求费用赔偿,而是建议法院判令被告人承担修建海洋牧场、增殖放流的费用外,结合劳役代偿、警示教育、赔礼道歉等多样化形式,针对不同赔偿能力,采用操作性强区别化修复措施。”灌南县检察院检察长张立表示,更希望引导渔民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

      对于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检察人员这样解释,2015年~2017年期间犯罪团伙伏休期间海上违法捕捞的数量为910余万公斤,折算捕捞尾数为20.3亿尾。46名被告人及3个单位修复被其违法行为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或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约1.3亿元。

      江苏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仲霞铭表示,1.3亿是依据损失的量,以及修复模型精密计算得出的。“捕捞什么还什么,捕捞多少还多少。”在此案中,这种非法捕捞对海洋底层造成的伤害是很多方面的,逃出的鱼很少,即使有存活率也很低。我们最终仅根据提供的数据、品种的多少尾推算到鱼苗。

      据连云港市海洋局局长桂迎宝介绍,我国的海洋牧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全国有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64个。海州湾海洋牧场是该市海洋与渔业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2015年12月农业部批准其为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连云港市海洋牧场管理条例》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此次修复方案中的“海洋牧场”建设就是一次积极尝试。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工作人员解释,“对以饵料鱼为食的鱼群进行增殖放流,捕捞多少则补偿多少,同时采用规模化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比如搭建人工渔礁等,营造适宜的生长繁殖环境将人工放养的生物聚集起来,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目标海域鱼群比例合理性和生物多样性,形成‘海洋牧场’。”

      检察人员告诉记者,以往对非法捕捞案件大多局限于渔业资源层面,参照案值以罚款、判刑为主,在审理起诉中普遍存在生态影响层面的评估缺失。“本案中被非法捕捞的主要是低端饵料鱼类,经济价值只有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对于整个海州湾海域乃至整个黄海中部具有相当重要的生态地位和生态价值。”另外,犯罪行为损害的主要经济品种小黄鱼、银鲳、蓝点马鲛等为江苏近岸乃至整个海域主要优势经济品种。“如果还按照以往的老做法,受损严重的海洋生态将难以得到有效修复。”

      仲霞铭说,从形式上看,对本案提出的生态恢复方案,是基于一些具体的资源品种,但绝非局限于资源层面的事,其中蕴含庞大的生态结构网络。“如果用‘冰山一角’来形象化表述,露出海面的10%冰山代表资源,而浸没在水下那90%的冰体则代表着生态结构网络。”评估报告所遵循的最主要的精神是“科学”两字,力求通过专业化的评价,客观、公正揭示受损生态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促使人们对生态保护内涵的更广泛思考。”